无悔人生
石河子日报
作者：宗树荫
新闻 时间:2020年10月16日 来源:石河子日报
宗树荫
我大姐宗树坤今年91岁,1929年11月14日出生于山东沂水县峙山庄。她14岁参加八路军,先当文艺兵,后当卫生兵,1955年,转业到地方工作。她对沂蒙山故乡和亲人充满深情,怀念伴随她度过青葱岁月的军旅生活,谈起几十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……
爱国启蒙
宗氏家族在沂蒙山村生活了300多年,我家祖上曾经富裕,后来家道中落,但我家这一支世代耕读传家,以读书藏书为荣,生活再拮据也视书籍为宝。其中数我家最贫穷,全家9口人,靠6亩薄田为生,生活非常艰难,但我家的藏书却最多。宗树坤自幼嗜读,这些书籍成为她少年时代的精神食粮。
沂水县是沂蒙山区门户,战略位置极为重要。卢沟桥事变爆发后,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(后改为山东分局)、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先后在沂水县成立,后建成沂蒙山革命抗日根据地。
我们家族里有很多人都参加了革命,这对少年时代的宗树坤影响很大,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姨母刘浩。刘浩(原名刘瑞徵,开国中将张仁初夫人)高中肄业后到沂水城瑞麟小学当教员,时任校长的邵德孚是中共地下党员,刘浩受到他重点培养。1933年7月,邵德孚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,刘浩烧掉了秘密材料,然后转移到青岛教书；后来邵老说刘浩功不可没。
1937年,“七七事变”后青岛沦陷,刘浩来到我家居住。当时,宗树坤才8岁,姨母很喜欢她。若干年后,宗树坤回忆起当年仍然记忆犹新:“姨母当时很忙,不时与埠前庄的刘立萍、刘立瑾等进步女青年秘密集会,母亲负责望风……”
1938年春天,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在沂水县成立,邵德孚任大队党代表。5月,刘浩带着我大哥宗树琴、大伯父之子宗树杰、宗树英,由我父亲送到六大队驻地袁家城子参了军。三兄弟年龄都很小,宗树琴只有12岁。当年8月,六大队在莒县岳家沟一带扩编为二支队……
当时国民党掌地方政权,六大队的供给全靠募捐,生存很艰难。部队人心浮动,不断传来人员离队的消息。父亲知道后,非常着急,生怕三个孩子吃不了苦跑回村里。他曾两次到部队看望,第一次回来说四人干得都不错:刘浩任宣传干事,宗树琴当了宣传队员,宗树杰当了卫生兵,宗树英当了司号员。姨母让他转告我母亲尽管放心。父亲第二次到部队是1938年秋天,回来更高兴,他说部队在新来的红军干部领导下已走向正规化,他还受到罗绩伟等首长接见；三个孩子在部队首长和刘浩教育下,思想情绪都很稳定。从此姨母刘浩成为宗树坤心中的偶像,决心也要当个女八路。
对宗树坤影响最大的还有十大爷(父辈大排行称谓,下同)宗润溥(又名宗明)。他在青岛当校长十余年,曾冒险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。青岛沦陷前,宗润溥回家乡创办了两所抗日小学。
1939年6月7日,日军飞机轰炸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地东里店镇,省府主席沈鸿烈仓皇逃离,国民党沂水各级政府人员闻风而逃,各级政府瘫痪。1939年7月,中共沂水县委开始建立区、乡抗日民主政府。宗明被任命为抗日民主政府六区区长(见《沂水县志》426页)。1941年,山东公学成立。在他的推荐下,他的长子宗树铮和他的侄子、侄女宗树杰、宗树梅、宗树义、宗树棠、宗树智、宗树春等人先后到该校读书并参加了革命。1944年8月,他的四弟宗润芳在八路军解放沂水城时当担架员抢救伤员牺牲,年仅38岁,名载《沂水县志》革命烈士名录826页。
宗润溥任六区区长兼区中队队长。当时各区乡政府经费主要靠自筹。六区区中队共有几十号队员,服装都是农民手工织出的白粗布,用蓼蓝叶子发酵后制成的颜料染成蓝布制作的,这种颜料俗称靛青,染出的蓝布颜色长久不褪色。连续两年,队员们的服装都是我母亲带领本家妇女剪裁缝制的。宗树坤年龄虽小,也跑前跑后帮忙,从此宗润溥喜欢上了这个侄女,后来带她到抗日小学读书,毕业后又送她参加了革命队伍。
入伍“宣大”
1940年秋天,宗树坤与堂哥宗树智、宗树平到红峪庄抗日小学读书。这所学校是十大爷宗润溥创办的,他兼任校长。学校就设在我四奶奶(宗铆堂四弟宗钦堂夫人)娘家院内。我堂姐宗树棠教数学,宗树平的舅舅李世俊教语文、自然。宗树坤有印象的同学有红峪庄的王立均、王正均,烟家庄的刘清澜等人。1941年,山东公学成立后,宗树棠、宗树智、刘清澜等师生先后被推荐到公学读书。
1943年秋天,宗树坤在抗日小学毕业。刚回到家中,妇救会长赵常英就找上门来,让她教村里“识字班”的人学文化。赵常英三年前与我父亲宗润岩、三大爷宗润霖一起担任抗日民主政府村干部:三大爷当村长,我父亲任村自卫团团长,赵常英当妇救会长。父亲对她的提议很支持,于是宗树坤成了“识字班”的老师。
转眼到了1944年。这年春天,日军将两万余人调南面战场。在山东只留下2.5万人,为抗战以来日军在山东兵力最少的时期,而伪军则增加到20余万人,代替日军守备。山东军区首长决定对日伪军发动进攻——从过去的游击战转入了阵地战。为了补充兵源,各县抗日民主政府下达了征兵指标。一些人怕流血牺牲,不愿意参加革命。关键时刻,宗氏家族起了模范带头作用:这年共有8人参加了革命,其中有5个八路军。
这年,最早参军的是宗树欣。1944年1月,他与族叔宗润锡一起入伍。走的那天,两个年轻人胸前佩戴大红花,由包括我父亲宗润岩在内的村干部把他们送到村东小河边,宗树坤、宗树萱(宗树欣二妹)带着村里的妇女扭着秧歌送他们上路。宗树欣时年19岁,长得身高力大,入伍后即被选拔为重机枪手,他所在团是鲁中军区主力部队,参加了对日伪军多次激烈战斗,死于他枪口下的敌人不计其数。
春节刚过,宗树坤听说八路军要招收文艺兵,就向父母提出去报名。母亲把她临时替换的衣物扎成一个小包袱,父亲替她背着找到了在鲁中行署工作的十大爷。宗润溥当即接过小包袱,把宗树坤送到鲁中文协儿童工作团报了名。临走时,还叮嘱她说:“你在这里好好干,千万不要想家!”
当时,在这里工作的有徐刚、徐国良、魏瑞珍、刘方矩、燕武、银磊等人,年龄大多是十几岁,其中银磊最小,她是莱芜人,当时才12岁；徐刚、徐国良刚20岁出头,算是老大哥了。当年4月,鲁中文协并入“鲁迅艺术宣传大队”。宗树坤终于穿上了八路军军装,成为文艺战士。宗树坤从小喜欢唱歌跳舞,还会拉胡琴,参加了很多节目的演出。
鲁迅艺术宣传大队简称“宣大”,是当时活跃在山东的一支文艺劲旅,主要负责人是王绍洛和华楠。宗树坤进入“宣大”后,旋即参加了第三次讨伐吴化文战役,经历了解放沂水、蒙阴等城市。“宣大”队员除战地演出外,也深入部队工作:男队员到连队参加战斗,女队员随后勤做兵站工作；宗树坤曾随野战医院医护人员到前线抢救伤员。
“宣大”队员还积极参加瓦解敌军的工作。1944年8月18日,八路军攻取沂水城后,柳特和魏瑞珍曾参与对俘获和死伤日军的善后处理工作——将7名日军俘虏释放,把17具日军尸体洗净包好送到莒县城；将几具残缺不全的日军尸体分作5个坟墓,埋在沂水城内,然后部队主动撤离。19日,在新泰、蒙阴“扫荡”的日军59师团急速增援赶到沂水城,见此情景痛哭流涕,写信给八路军表示敬意。此前,沂水城周围据点已被我军拔除,日军孤立无援,在八路军和民兵围困下,被迫于20日撤走。
“宣大”队员在战斗中收集素材,创作文艺节目。如八路军攻克沂水城后,他们很快编演了《大战沂水城》《沂城大合唱》两个节目；打下袁家城子据点后,又马上编演了两幕话剧《智取袁家城子》。
宗树坤印象最深的是1944年夏天在沂南县界湖的一场演出——这场晚会是专门为一位美国盟军飞行员举办的,他在执行任务飞临渤海区上空时,战机被日军击落后跳伞。当地八路军和民兵把他抢救出来,逐级秘密护送到山东军区。途经界湖鲁中军区驻地前,罗舜初(开国中将)政委亲自组织了这场晚会；具体工作由宣传科科长华楠(1964年晋升少将)负责。他接受任务时已是中午,第二天上午这位飞行员就要到达界湖；他立即组织“宣大”队员忙活起来。时间紧、任务重,但难不住人才济济的“宣大”人:没有美国国歌,毕业于上海音专的亓尧现场默写了一首《美国巡逻兵》来代替；标漫组的任务是张贴标语,画盟国领袖罗斯福、丘吉尔的画像,没见过这两个人怎么画?情急之中,他们从《大众日报》资料中找到画像,解了燃眉之急；美国人喜欢吃的面包没人会做,伙房的炊事员就把面发得比做馒头软一点,蒸好后再用火烤黄,就充当面包了……
欢迎晚会在镇东头场院里打起的土台子上举行。台上挂了斯大林、罗斯福、丘吉尔、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的画像,场面隆重而热烈。教导员丁铸铁精通英语,担任司仪兼翻译,军区政治部主任周赤萍(开国中将)致欢迎辞,晚会节目丰富多彩,受到那位名叫格罗斯曼的美国盟军飞行员高度评价。
1944年秋天,宗树坤调到四军分区宣传队工作。1945年春天,她在日军扫荡中遇险。当时,她与几位战友隐蔽的山村被日军包围,全村人被赶到打麦场上,由各家小孩指认家人。一位男战友因操异地口音,被识破抓走遇害。宗树坤与其他几位战友被各自的房东小孩认作哥姐得以脱险。
1945年夏天,鲁中军区、滨海军区发动了讨伐“伪山东国民自卫军第一军”张步云部的战役,史称“诸高安战役”。战役前,宗树坤所在部队文工团到参战部队慰问演出,堂哥宗树欣、族叔宗润锡曾在台下观看节目。战斗打响后,两个军区共六个团的兵力向伪军发动了猛烈进攻；于7月15日夜,乘大雨奔袭张部驻地相州、双庙(均在诸城北),至17日,歼张大部；接着在双羊店(高密城西)歼伪军一部,战役于7月30日结束,歼灭伪军5000余人。宗树欣在这次战役中腿部负伤,战后定为三等乙级残废军人后复员回乡。
宗树欣负伤后,树坤姐曾到医院看望他。宗树欣的手术是由名叫杨廷坤的青年军医主刀,一年前他在埠前庄观看“宣大”演出时结识了宗树坤,4年后两人在河南结婚。
我二姐宗树民也曾当过短期文艺兵。2006年,原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华楠将军主编的《烽火中的文艺战士》一书出版,大姐宗树坤、二姐宗树民书中有名。
战火卫生兵
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,我有6个姐姐先后当了卫生兵。1944年有3人:宗树美16岁,宗树坤14岁,宗树民10岁；1945年1月有2人:宗树仪17岁,宗树萱16岁——她们是家族最后两个小八路。1949年3月,我堂姐宗树芬抱子当解放军卫生兵时28岁。
在解放战争中,宗树萱、宗树美、宗树坤分别参加了莱芜、孟良崮、淮海战役的伤员救护工作,都曾立功受奖。孟良崮战役中,宗树萱任鲁中军区卫生训练班分队长,曾带领30多个卫生兵奔赴前线抢救伤员；宗树美曾在淮海战役中,一人精心护理30多个伤员,直到他们伤愈归队；宗树仪在东北当卫生兵,她经历传奇,容待我撰文详述。
1946年春天,宗树坤调到鲁中军区后勤卫生训练队学习,经过短期培训后,被分配到野战四所当护士。这年冬天,国民党开始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,扬言要把共军消灭在黄河以南；在中央军委领导下,华野首长陈毅、粟裕先后组织了鲁南、莱芜、孟良崮三大战役,初步改变了山东战场敌强我弱的局面。
宗树坤参加了莱芜战役、孟良崮战役的伤员抢救护理工作。1947年春天,部队向黄河以北转移途中,天上有敌机轰炸,后面有追兵大炮轰击,她一路护理在莱芜战役负伤的伤员,经历了生死的考验。深夜部队乘木船强度黄河时,有些木船被炸沉了。宗树坤登船时失足摔了下去。此时,正巧有一颗敌人的照明弹在头顶上空划过,战友们发现后把她拉上船去。宗树坤的腿被摔伤,战后定为三等乙级残废军人。渡过黄河后,在岸边沙滩上,有一些伤员和担架员又在敌机轰炸下牺牲了。在三年解放战争中,宗树坤因在护士岗位上的出色表现两次立功受奖。
宗树坤的丈夫杨廷坤,是河北省隆尧县人。他出身书香门第却命运多舛:他自幼失去父母,为了谋生,10岁辍学拜当地一位外科名医学医。老师看他年幼好学,精心传授他医术。杨廷坤学医三年,已能治愈一些重伤病人。1937年冬天,14岁的杨廷坤参加了八路军,在129师772团当卫生兵；不久该团改称津浦支队,开国中将孙继先任团长、支队长。1938年6月,津浦支队奉命入鲁；在夜袭德州南黄河涯车站战斗中,歼灭日伪军50余人,我军阵亡3人,负伤18人。过去的团卫生所因故解散,全部伤员都由杨廷坤治疗,18个伤员不到1月时间全部康复归队。杨廷坤深受孙继先赏识。
1939年5月,孙继先率津浦支队参加了“陆房突围”战役。当时8000日伪军把115师师部、中共鲁西区党委、泰西地委包围在肥城陆房一带,形势万分危急。津浦支队与张仁初率领的115师686团共同战斗,经一天激战后趁黑夜悄悄撤出包围圈,避免了重大损失,杨廷坤在战斗中抢救伤员荣立二等功。
1940年8月,孙继先调任山东纵队第二旅旅长,杨廷坤在旅医院当医生；9月初,孙继先点名让他参加山东纵队举办的“医生训练班”。训练班由山纵卫生部部长白备伍主持并亲自授课。白备伍是陕西红军科班出身的医学专家；1938年4月奉命入鲁,被委以重任。他把从延安带来的《军医必携》翻印成教材给学员讲课。20个学员进步很快,杨廷坤年龄最小成绩最好,毕业后被白部长留在山纵医院当医生；孙继先曾两次来要人未果。
杨廷坤在山纵医院一年多,经历了1941年日军对沂蒙山区最大规模“扫荡”。白备伍言传身教,时常在山洞里为伤员治疗,用竹篮子提着药品换药。需要手术时,就在房东家支起白布单当手术棚,用蒸笼当消毒锅。白备伍精心指导医护人员为伤员做手术,挽救了许多人生命,杨廷坤虚心好学进步很快。1942年6月,他调任山东纵队一旅卫生所当主治医生,不久提拔为所长,年仅19岁。
孟良崮战役时,杨廷坤在华野8纵卫生部任职,奉命在沂水县峙山庄建立了一个医疗所；医疗所就设在我四大爷宗润泽家。就在这个简陋的医疗所里,杨廷坤带领一个青年军医,为几十名解放军伤员动了手术,仅住在我家的就有4人。为了使伤员伤口早日愈合,我母亲把几只正在下蛋的母鸡杀掉熬汤给他们喝了。不久,住在我村的解放军伤员全部康复归队。
情系沂蒙
1948年,宗树坤、杨廷坤随部队到达河南。宗树坤先后任河南军区教导大队女生分队队长、陈留军分区司令部卫生所司药；杨廷坤任陈留军分区卫生科科长。1949年1月,两人在鄢陵县结婚；后来同时调焦作河南军区干部疗养院任职。1955年春天,他们一起转业到郑州工作。
宗树坤在任何工作岗位都取得优秀业绩。1955年底,她转业当年就被评为“郑州市转业军人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”,出席了表彰大会。同时获此殊荣的还有我二姐宗树民,她1952年转业,时任郑州市委组织部干事。姐妹二人同时出席了表彰大会,一时在同事和熟人中传为美谈。
宗树坤解放后虽然远离家乡,但她不忘乡愁。家族在外工作的诸多哥姐中,她是回家最勤的。她挚爱着生她养她的沂蒙山村,每次回家除了与家人团聚外,还喜欢走访乡亲。她不仅孝敬父母,还关心着家庭中的每一个人,特别关心弟弟妹妹的学业。
1953年春天我9岁,与5岁的五弟树磊跟随父母亲来到焦作。大姐多次写信催我们来,因为父母亲身体不好,她想让我们在焦作定居,便于就近照顾,也减轻大家庭的负担。当时,她与杨廷坤在河南军区干部疗养院工作。到焦作的第二天,树坤姐就把我送到焦作市第一小学读书。
在焦作生活一年多,给我留下许多温馨的记忆:姐姐、姐夫工作之余,时常与父母亲聊天。杨廷坤虽然是河北人,但他在抗战初期就来到沂蒙山区,一直在鲁中军区,华野8纵工作。我父母亲是“堡垒户”,支前积极分子,他们谈起战争年代的人和事有说不完的话题。
当时部队实行供给制,大姐已有两个女儿,住房又小,另外在家的二哥宗树春已结婚生女,三姐、四姐、三哥俱各年少,父母亲很不放心。于是第二年春天,父母坚决要回沂蒙山老家。临行前,大姐提出把我留在焦作读书,将来供应我上大学,父母亲怕增加她的负担没有同意。
我们回到家乡后,三姐宗树范、四姐宗树青先后读完高小辍学。宗树坤当时在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当秘书,就把她们接到郑州读书。她也继续求学深造——业余参加了郑州市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。两年后取得高中毕业文凭,旋即被调到市政府“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”工作,不久被提拔为河南剧院经理。
我三姐宗树范、四姐宗树青分别读到高中、技校毕业后都安排了工作,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,现在都子孙满堂。
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中,大姐宗树坤就是家里的主心骨——只要有大姐在,任何困难都能解决。大姐转业后有了固定收入,每月从几十元工资中节省10元寄给家里；每年中秋节前,家里都会收到她寄来的月饼。她还多次寄来河南特产小磨香油,供父亲在喝冲鸡蛋汤时调味。
有一件事,我至今记忆犹新。1960年,家里因遭遇特大洪灾遇到空前困难。春节前,树坤姐用历年积攒的粮票购回30斤大米,乘火车转汽车背回家中,全家人度过了一个欢乐的春节。那年春节大雪纷纷,过年后雪霁天朗；正月初九,二哥宗树春送大姐到姚店子镇乘汽车返豫,全家人送到村东；大姐和二哥在红日映照下渐去渐远的背影,永远镌刻在我记忆的屏幕上。
在我成长的道路上,几个姐姐对我帮助很大。我高小毕业后在饥馑岁月中辍学,在村里当了个寂寞的护林员。我写信给大姐、二姐,表达了想攻读诗书兼学书画的愿望。两个姐姐来信对我大加赞赏。二姐树民寄来了《古人勤奋学习的故事》《齐白石的故事》；大姐树坤寄来了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的《汉语诗律学》《诗词格律十讲》。两个姐姐对我的鼓励使我信心倍增——白天徘徊在山林中朗诵唐诗宋词,背诵《古文观止》；晚上一灯如豆,伴我遍临历代书画大家名帖。我学习有了进步,20岁时已成为家乡远近闻名的“小秀才”。
1965年,我看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《军垦战歌》,决心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。大姐、二姐对我的想法很支持,但苦于找不到门路。于是我来到济南军区,请求姨母刘浩,姨父张仁初帮忙。出于爱才,两位老革命决心走一次“后门”。张仁初时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,1966年3月在军委开会时,与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郭鹏谈妥了此事。在两位开国中将帮助下,1966年5月,我来到新疆,成为一名光荣的军垦战士,至今已50多年,对姨父姨母和两位姐姐的帮助和鼓励我铭记终生。
我大姐、二姐非常关心家乡的发展。改革开放不久,她们回家时登上峙山重温儿时旧梦；向村委会建议把近千亩林地承包下去栽培果树,得到村干部重视。1994年夏天,我与大姐、二姐、四姐结伴回乡与家人登上峙山观光,看到承包户种植的满山栗子树绿色葱茏,高兴得一起合影留念。回家途中,一个堂侄笑着逗大姐:“大姑,你为什么老爱管家中的小事?”树坤姐正色回答:“我能干成这些‘小事’,今生无悔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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