烧柴火的土炉子
石河子日报
作者：
新闻 时间:2023年10月30日 来源:石河子日报
■高永明
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冬天，北疆的天气格外寒冷。清晨，当我还躺在并不暖和的土炕上做着美梦时，父亲怕我上学迟到，常常掂着我的衣裤催我赶快起床。每当我睁开双眼接过带着烟火味儿的衣裤时，就知道一定是父亲怕我嫌衣裤冰凉不愿穿衣，提前把我的衣裤放在土火炉子上烤热了。
那时候，石河子垦区大部分职工群众家里都用的是土块砌的土火炉子。那时候，家家户户很少烧煤炭，不管做饭还是取暖，几乎都是烧捡来的柴火。
土火炉子的大小没有固定的尺寸，一般都是根据各家各户做饭用的铁锅的大小而定。冬季，为了方便取暖，我家的土火炉子连接着一个大大的火墙（一种用铁皮做成的、形如一堵墙的长方体取暖设备）。每回母亲点着土火炉子烧菜做饭，灶膛里的烟火就可以顺便把火墙烧热。后来，父亲还请来老家在东北的同事，给我家盘了一个大大的火炕。从此，收集碎锯末、干树叶子等柴火烧炕，就成为我和兄弟经常要做的事情。
每天，总是看见勤劳的母亲在土火炉子前忙碌着，因为全家人的一日三餐都靠土火炉子解决。每当准备做饭时，母亲总要先从家门前堆着的柴火垛上，抱回一堆做饭用的柴火，然后再和面洗菜切菜炒菜。那时候，做饭时烧的大多是捡回来的红柳和梭梭柴，炉火一直很旺，母亲做饭时就不用那么忙碌了。我十来岁时，每天放学回家，看见母亲做饭，就喜欢坐在土火炉子前帮母亲烧火。一是因为土火炉子炉膛里熊熊的火光，可以把身体烤得热热乎乎；二是可以悄悄地往炉膛下的热灰里埋上几个小洋芋蛋烧熟了吃。
如此日复一日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九十年代，土炉子几乎伴随农场职工家庭40年，炉火让铁锅里的饭菜飘出万般味道。当然，只有全家老老少少一起围着火炉、端起饭碗、大快朵颐时，父母的心里才踏踏实实暖暖和和。
因为烧柴火，我家的土炉子炉膛每年都要修复。为了节约柴火，父亲便在炉膛的处理上下功夫。他找来废马尾马鬃剁碎，掺着黄胶泥，把炉膛抹得既聚火又好烧。由于土火炉子抽风顺畅，母亲每次生火做饭就很顺利，炉膛里燃起的火苗总是发出欢快的歌声。当然，这也是母亲长年累月积累的经验，有几次我帮母亲生火做饭，就搞得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雾，弄得我成了大花脸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因为引火柴还没烧旺，我就把炉膛里的柴火塞满了，火烧不起来，烟憋得冒不出去，就会“轰”的一声从炉膛口倒出来。
那年月，人们生活困难，多数日子都是吃玉米面。母亲经常用家里的大铁锅炖菜，然后再巧妙地把玉米面团压成面饼，沿着锅边整齐地贴上一圈。那时候，我们兄弟几个半大小子总是喊饿，尽管吃着玉米面、老葫芦、萝卜缨子，吃饭时照样狼吞虎咽，一个个永远吃不饱的模样。
父亲心疼我们，秋收时，就去收获过的地里捡几个遗漏的苞谷棒子，在土炉子上烤熟了给我们充饥。有时，还领着我们在收获过的洋芋地里翻找出几个小洋芋疙瘩，拿回家在土炉子上烤熟了填填肚子。记得父亲还用从收获过的甜菜地里捡回甜菜疙瘩，用大铁锅在土炉子上熬出糖稀，我们用苞谷面馍馍蘸着糖稀，吃得欢天喜地，认为糖稀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
那时候，我放学回家，总是感觉饿得前心贴后背。扔下书包，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土炉子跟前，迫不及待地掀开锅盖，想看看锅里做的啥。记得是我上六年级时的一天，回家时正赶上下雨，全身上下淋得透湿。母亲赶紧让我换了衣裤，坐在炉边烤火，她却冒雨到小菜园摘回小白菜和西红柿，麻利地在炉子上烧出一锅香喷喷的西红柿鸡蛋汤，等着父亲下班回来。虽然外边是阴冷的雨天，但是因为家里有土火炉子，全家照样在一起热乎乎地吃饭。
烧土炉子，每年都要拾柴火。记得那时候每到入冬前，父亲都会带着我和兄弟一起，拉着架子车，去离家很远一个叫东戈壁的地方，捡拾干枯的红柳柴和梭梭柴。每次都目睹坚强有力、浑身汗水的父亲，把架子车装得满满当当。那时候，虽然我还年少，但已经感觉到生活的艰辛。看到父亲母亲那么辛苦养育我们，我就经常帮助母亲劈柴，把劈好的柴火抱回家。当然，和梭梭柴、红柳柴打交道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劈柴和抱柴时，那尖尖的刺好几次扎在手上、胳膊上，鲜血直流。这时，我更加体会到母亲整日围在土炉子前烧火做饭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把我们养大成人，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汗水。
如今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，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，千千万万个兵团职工家庭住进高楼大厦，用上了天然气，阀门一开，扭动燃气灶开关，灶头就冒出红红的火焰，炒菜做饭真是太方便了。过去家中靠烧土火炉子做饭取暖，拉着架子车去沙漠捡柴火、劈柴火，买煤卸煤、掏炉灰、捅烟囱的日子，都已经变成一去不复返的久远回忆。这天翻地覆的变化，让我倍觉生活的幸福和甜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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